漢平陽府君闕
在巴山蜀水間有許多漢闕遺珍,如今大都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漢闕是漢代宮殿、祠廟和陵墓前一種表示尊嚴的建筑,它既是一種古老的建筑藝術,又是特殊的石刻珍品,具有珍貴的歷史文化價值,是中國古代建筑的活化石,有石質“漢書”之稱。綿陽有多處漢闕,其中兩處漢闕極為珍貴,系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,一為漢平陽府君闕,一為李業闕,這是綿陽最為悠久的歷史文物,也是綿陽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重要展示。
古代的“闕”文化
闕,最初的名稱叫“觀”,是“于上觀望”之意。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解釋道:“闕,門觀也”,《爾雅》談道:“觀謂之闕”,劉熙《釋名》則進一步解釋道:“闕,缺也,在門兩旁,中央闕然為道也。”從詞源學來看,闕與缺同源,門缺為闕。因此古人將一左一右夾住宮廷出口,就像缺(闕)了一塊的門制建筑,稱之為“闕”。“闕”的外觀為仿木結構式,由闕基、闕身和闕頂組成,使用磚石或磚石木混合材料建造,擺放形式共有三種,一種是立于道路兩旁,設子母闕形式,平陽府君闕即是子母闕;一種是兩個對峙的獨立闕,李業闕即屬于此;一種是兩闕之間門樓連成一體的建筑結構,北京故宮午門即屬于此。
古代文人墨客從不吝嗇對“闕”的描繪。“城闕輔三秦,風煙望五津”“不知天上宮闕,今夕是何年”“待從頭,收拾舊山河,朝天闕。”王勃、蘇軾、岳飛等流傳千古的詩句充分表達出“闕”在中國古代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,它不僅僅只是中國古代城市建筑的組成部分,更為重要的是它象征的是皇權至上、王朝尊嚴、禮儀教化等豐富的政治文化含義。闕共有五種類型,分別是城闕、宮闕、宅第闕、祠廟闕、墓闕。城闕是立于城門兩側,作為古代城市入口的標志,是闕中規模最大的一種。第二種是宮闕,立于宮城和宮殿兩側,這兩種規模非常雄偉,以展示皇家威嚴與氣派。第三種是宅第闕,立于王公大臣宅第入口的兩側,其規模比城闕和宮闕略小。第四種是祠廟闕,立于祠廟入口兩側,規模較小,著名的有三處,為河南登封的太室闕、少室闕、啟母闕,皆位于嵩山山麓,被稱為“嵩山三闕”或“中岳三闕”。第五種是墓闕,立于墓前神道碑兩側,規模也較小。墓前建闕制度大約起于西漢,當時只有帝王享有,至東漢盛行,這時刺史、太守甚至縣令等官吏均可在墓前建闕,根據墓主的身份,分別修建單出闕、二出闕以至三出闕,出闕數越多,則地位越高,根據漢代闕制,帝王是三出闕,諸侯和官階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可二出闕,普通百姓則是一出闕。南北朝以后,規定官吏不得再建闕,唯帝王陵保留此制。五種闕在兩漢時期最為盛行,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衰落,隋唐時期宮闕仍見使用,墓闕則僅限于帝王陵墓使用,城闕、宅第闕、祠廟闕不得使用,兩宋時期一如隋唐舊制,元代帝王陵墓不再建闕,演變為故宮午門的形式。
巴蜀多漢闕
城闕與宮闕目前只可見于考古遺址與墓葬壁畫,宅第闕在漢代畫像磚中多有出現?,F保存比較完整的漢闕主要是墓闕,全國漢闕僅43處,如河南的“嵩山三闕”與山東的嘉祥武氏闕、平邑功曹闕均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,其余漢闕多分布在巴蜀地區,共二十余處,巴蜀地區又以蜀道為最多,有學者稱其為“漢闕之路”。
蜀道主干道為金牛道,是巴蜀地區通往長安的必經之路。蜀道上的成都、新都、綿陽、德陽、梓潼各段都有漢闕遺存,如成都的王君平闕、王文康闕,新都王稚子闕,德陽司馬孟臺闕,綿陽平陽府君闕,梓潼李業闕、賈氏闕、楊公闕、無銘闕等。除金牛道外,由漢中越米倉山南下,經巴中、渠縣等地到重慶稱之為“米倉道”,如渠縣有6處7座漢闕,包括馮煥闕、沈府君闕,均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除金牛道和米倉道上的漢闕外,雅安的高頤闕、蘆山樊敏闕、夾江楊公闕,重慶市忠縣的丁房闕和無名闕,因其年代悠久、歷史文化價值高,對于進一步研究兩漢歷史文化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,都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李業闕
平陽府君闕和李業闕
綿陽市境內22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,漢闕就占了2項。一處是位于游仙區芙蓉溪畔的平陽府君闕,一處是位于梓潼縣長卿鎮南橋社區的李業闕,兩者充分彰顯出綿陽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。
平陽府君闕,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,歷史文化價值極為重要,系子母雙出闕,時間斷限為東漢獻帝初平、興平年間建造,北闕高4.35米,南闕高4.53米,兩闕相距26.19米。南北二闕闕身上部及闕檐下布滿了車騎出行、童子捉鳥、二虎相斗等數十幅蒼勁有力、古樸生動的漢代雕刻圖案。在闕身中部,有梁武帝大通三年(公元529年)起,鐫刻于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和道教造像42龕(組)以及六則題記。
據《綿陽縣志》記載:“平陽府君神道,在綿州。題云‘漢平陽府君叔神道’凡八個字,刻于石闕。”蜀中才子李調元在文集中記載此闕為“漢平楊府君叔神道”,即“楊”與“陽”之分。關于平陽府君闕主人身份認定,眾說紛紜,莫衷一是,一些學者考證認為此闕主人為蜀漢重臣李福。李福,益州豪強,梓潼郡涪縣人,《三國志》有傳,曾任江州都督、揚威將軍,入為尚書仆射,冊封平陽亭侯。諸葛亮臨終之際,奉命詢問國家大計。
李業闕,位于梓潼縣長卿鎮南橋社區。建于東漢建武十二年(公元36年),為單出獨闕,獨石刻成,闕頂為后世所配。高2.5米,下寬0.9米,上寬0.7米。闕身正中陰刻隸書“侍漢御史李公之闕”八字,其下刻清道光末年題記,記述時任知縣周樹棠發現此闕殘身及移至李節士祠安置的經過?!逗鬂h書·李業傳》記載:“李業,字巨游,梓潼人,西漢末年舉明經,除為郎。新莽時舉孝廉方正,不就公孫述據蜀,累聘出仕,業抗拒不從,為述所殺”。公孫述“恥有殺賢之名,乃遣使吊祠,業子逃辭不受”。建武十二年(公元36年)滅述后,旌表其閭。故此闕建于東漢初年,為全國諸闕最早者。
據南宋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記載,李業闕在宋代以前就已部分殘損,但雙闕還在,到了明代,李業墓已不存,僅有石闕屹立。明武宗時期,劍州知州李璧就曾這樣寫道:“按《一統志》,漢議郎李業墓在梓潼縣西五里。則此為業墓明矣。然其石闕乃題曰:‘漢侍御史’,而不書‘議郎’,豈光武表閭之際改增此官耶?”為了標明李業墓所在,李璧樹立了石表。明世宗嘉靖六年(公元1527年),四川按察使僉事又將李業闕附近的“水草廟淫神撤去,改為李業祠堂。”明末清初,李業祠毀,李業闕也坍塌。道光十四年(公元1834年),梓潼知縣徐凝績重建了李業祠。道光二十五年(公元1845年)知縣周樹棠在李璧所立石表旁找到了李業闕的一段闕身,并將它移置在李業祠的東廡中,這就是現如今我們所見的李業闕。
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,漢闕作為兩千年前留下來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,具有人文、藝術等多方面的價值,是值得我們充分保護和開發的文物資源。
(粟黎源)
編輯:譚鵬